上世纪九十年代长大的年轻人，一定都听说过桑拿浴。在那个文化消弭、消费浪头窜起的年代里，桑拿洗浴场所如雨后新笋般出现，一举击中了国人的麻筋儿。
作为一个兴致勃勃的观察者，摄影师李前进耗时4年，拍摄了全国各地的洗浴中心，脚力所及之处，是一批又一批奢靡富贵而又暗藏玄机的桑拿浴室。
2014年正月初十的鞭炮刚刚放完，“珠三角接待中心”东莞就传来了哭声。微博上一片“东莞挺住”的疾呼，最终还是抵不过警方扫黄的决心。
——但事实上，桑拿浴扮演过的角色，绝不止于声色犬马的销金窝。在“走歪”之前，它也有过一段值得斟酌的风靡史。
1983年8月，《新民晚报》刊登了一篇题为《本市开办第一家桑拿浴室》的文章，里面提到上海第一家桑拿浴室开业时的情况：“设有男女浴室，每间6立方米，可供4人同时洗用。”
只是在当时，“桑拿”这一舶来浴种对国人来说还是个陌生概念，仅仅是“受到中外旅游者和运动员的欢迎”。
真正的风靡，要到“经济当头、商潮涌动”的90年代——1992年南巡讲话发出后，解放思想的春潮席卷神州大地，发财的小手伸向生活的方方面面。与此同时，国人也开始“补娱乐的课”。
风从南方刮来，一波接着一波。先是“三步四步都会，三更半夜不睡”的酒吧、歌舞厅、录像厅；时隔不久，卡拉OK、室内滑冰后来居上。
在深圳一带的星级酒店，香港商人引进了小型桑拿浴室，并在此基础上加入棋牌室、休息厅、保健房等休闲娱乐设施。有人说，这是过去单位浴池和社区澡堂子的重大升级PLUS版本。
“在此之前，人民群众一点精神准备都没有，一提到‘娱乐’，好像就是下下棋、打打扑克，单位搞个舞会，自己跟自己找点乐儿。”这是王朔的原话。
而在突如其来的开放面前，“过把瘾”成了当时城市阶层的内心呼声。定期洗桑拿浴，被视为一种享受。
许多工薪阶层不惜每个月甩出“一张黄票”，干蒸、湿蒸、红外线、蓝外线挨个儿蒸一遍，算是阿Q说的，“有钱了老子也胡来一把。”
据《北京青年报》披露，自1992年桑拿异性在京城立足以来，到1995年底，已经骤升至327家之多，一举超过了GDP的增速。也是在这一年，“桑那浴”词条进了《现代汉语词典》。
眼见洗浴市场还是一片蓝海，下海人士瞅准时机，建起了一批比古罗马大浴场更奢靡的桑拿中心。就连内地许多偏僻的小城镇也不甘落后，纷纷亮起了“XX桑拿浴”的耀眼霓虹灯。
除了擦背、修脚、推拿等传统项目之外，桑拿中心还增设了、吸氧、美容美发、卡拉OK、热能震荡等现代项目。
事实上，当时能频繁进出桑拿中心“热能震荡”的，绝非引车卖浆者之流，而是全民经商年代，都市里迅速崛起的“大款”阶层。
九十年代有个流传很广的笑话，说北京王府井大街有个广告牌掉下来，砸到五个人，其中四个是总经理，还有一个是总经理助理——这批“先富起来”的人，倚仗雄厚的经济实力，成了消费领域的弄潮儿。
“现代洗浴中心”原是大众浴池，每张票价只有3元，刘原根承包下来以后，投资进行改造，开设了十大高档浴种。
刘原根的目标用户，正是“大款”阶层。据他观察，每逢周末，“款爷”们便拿着砖头一样的大哥大、跑着桑塔纳和大奔来了。
不仅如此，当年有首歌叫《爱拼才会赢》，在大款圈里颇为流行。“三分运气，七分拼，爱拼才会赢”，这句歌词在卡拉OK包间里彻夜回荡。
如果说普罗大众去桑拿中心洗澡是秉持着“我爱洗澡，皮肤好好”的养生观念，那么“款爷”们洗澡则是透着一股浓浓的消费主义仙气。
“一些太太小姐，不但特别喜欢洗桑那浴，还把牛奶、鸡蛋引进浴室里。”朝阳区温泉沐浴厅经理丁敏摇了摇头说：“她们以为牛奶拣在身上增白，鸡蛋清洗头黑又亮。一传十，十传百，男人跟着女人学，弄得浴池快变成西餐厅了。”
1996年，《联合早报》的副刊“龙卷风版”曾作这样的注解：“净桑”是指单纯的干蒸或湿蒸，收费十多元或数十元人民币，属于大众消费；如果配套中/日/泰式、足疗、KTV、保龄球、自助火锅等，费用便相当不菲。
1996年，北京一家泰式收费高达一个小时1800元，在那个人均月薪500元的年岁里堪称天价——若再加上擦背、推拿、挖耳朵，一套下来，能洗掉农民的一头牛。
尽管如此，大款们也从未却步。“桑拿洗一次几百一千、高尔夫俱乐部会员证几万美元一张”，只要能玩出超人一等的名堂，花费再多他们也绝不皱眉。
“小代虽在政府机关工作，但只是一个坐冷板凳的普通职员，处于被新潮消费遗忘的角落。一次，他的一个成了大款的小学同学请他到帝国娱乐城洗了一个澡，两个人总共花费1800多元，惊得他直吐舌头。同学只是微微一笑，不屑一提地说，‘小意思’。”
——事实上，他追求的正是小代吃惊的效果。洗完桑拿，不时还有久贫乍富又爱慕虚荣之人，执意要请小姐喝上几杯洋酒，一杯盛一盎司，一盎司将近100块钱。启开一瓶后，往往不能一次喝完，要在酒瓶上挂个小牌，上面写上自己的名字，让服务员专门存着，等下次来再喝。
稍微灵光一点的桑拿室小弟，月入万元很普遍。如果是、修脚这些直接为客人服务的，一般都能到三万以上。要知道，那是一个很多内陆小县城还在讲“万元户”的时代。
对桑拿从业员来说，那真是桑拿的黄金岁月。而对于商贾政客而言，桑拿房则是经济腾飞年代，那场伟大进程的助燃剂。
90年代，商界除了流行“东西南北中，发财到广东”之外，还有一句颠扑不破的真理：“只要乐意‘泡蘑菇’，对手也会变朋友。”
商业社会，奥妙无穷。被动的一方，常常要调动一切手段套牢对方。于是有经验老到的实践论者，总结出一套90年代商谈要则：
下午两点到晚上两点，是洗浴中心的黄金营业时间。对很多“贵宾”来说，觥筹交错完毕，提议去洗洗脚，才是正题的开始。
谈完“正事”后，大家心照不宣，泡一发友谊的澡——有人把这种生意桥段称作“泡蘑菇”，而现实中也不乏成功案例。
香港回归那年，广东一个体老板看中了安徽一家贸易公司驻沪办事处，便花4000元办了一桌席，宴请安徽老板。大伙儿风尘仆仆，胁肩诌笑，作相见恨晚状。不料，一餐饭吃了将近3个钟头，不但没谈成，还陷入了僵局。
“不上竿子就再敲一遍锣”，广东老板锲而不舍，这里一撤席，就把安徽老板缠到“天龙”去洗豪华浴，据观察——
在洗浴间，二人因谈判引起的紧张情绪渐渐松弛，烟雾缭绕中，话语渐渐亲密而热烈。在室，安徽老板被弄得通体舒坦，二人终于消除了生意上的分歧，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。
浴后，再送上一套金利来内衣、衬衫领带，既美观，又暗含良好的祝福。“还有什么生意是谈不成的？”
“若想搞定一位官员，就必须赤膊相见。”90年代，官商之间大大小小“通力合作”，就是在这些日夜不太分明的浴池里缔结的。
而桑拿浴室开给这些顾客的，绝没有一张会写明“桑拿”，而是清一色写上“餐费”、“会务费”。
“桑拿之后，尚有两关，无非金钱美女，全套通行，生意必成。”这是前文提到的90年代商谈要则的“最终则”。
除了当年引发社会公愤的南京“牛奶浴”之外，广东地区在20世纪初还出了个新名词，叫“陪洗”。有的老板聘来一些年轻女孩，以高薪刺激她们，给客户提供过于深入的。
“年轻时候苦坏了，爱情也不浪漫。现在有点钱了，第二青春不能虚度，现在到这里真的开了眼界，一个姑娘一个样，一个姑娘一个性格。”
逐渐地，同行间的竞争，也从业务水平，延伸至装修档次。桑拿房越开越大，越装越豪华，从壁画到情趣床具，处处草蛇灰线，伏笔千里——一切都是为“登徒子”们营造的帝王般的窥淫想象。
1995年，官方对异性场所作出明确规定，每个室至少要设两张床，房门不得上锁，一律安装透明玻璃。房间内必须张贴不允许搞活动的告示。
时间来到九十年代末，“涤除污垢、放松身心”已成过眼云烟，“素桑拿”就像珍稀濒危动物一样越洗越少——桑拿几乎就是的代名词。
1999年，《羊城晚报》的记者去江南一座小镇微服私访时惊讶地发现，“一个三万多人的小镇，驻有三千佳丽。”她们给自己以及这座小镇带来了极大的财富。
据她们介绍，生意好时，一天能挣几千元，年薪10万不成问题……年底回家时，三千佳丽平均每人从银行里提取12万，竟将银行提空。
除了桑拿浴，各式各样的卡厅、舞厅、KTV包厢、洗头店、茶秀亦蜂拥而起。神州大地无处不红灯闪闪，悱恻迷离，即使是在偏远荒凉的乡镇，也依然可看到“桑拿”、“恋歌房”一类的招牌。
95年小说界“新生代”朱文于2000年出版的《人民到底需不需要桑拿》，在如今看来仍散发着慑人的可读性。
你看看外面现在搞的，洗澡、吃饭、喝茶、剃头、看电影、上厕所的地方都可以射（和谐）精，唱歌、跳舞的地方射（和谐）精也就算了，连他妈打球的地方都射（和谐）精！从五星级饭店到两间房子的路边店，大射特射！上个星期我到保姆市场给我们家小孩找保姆，结果有个人凑上来问我要不要射（和谐）精……你说这算什么事！这真叫全城今晚停电——统统瞎搞！
消费乐观主义者尚且称之春水怒起，杂花生树。但在普罗大众看来，那只能是“低级庸俗”、“污损人心”。
而在“非典”期间，国人也收敛了胡吃海喝的习性。时有歌云：“卡拉OK不唱了，网吧今天不上了，麦当劳里没人了，桑拿浴也关张了。”
而桑拿浴室，则摇身一变成了“桑拿酒店”和“洗浴中心”，继续滋养着寻欢想象——直到那个名为“公安严打”的都市传说在2014年的东莞成了真。
物是人非，雁过无痕。这些发生过的浴室秘事固然难被大历史记录，但却是真正的时代风貌——那是国门倏地打开时，压抑已久的人们释放的新花样。正如诗人韩博在90年的那样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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